最“惨”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惨”是要有对照的。比如说我从小在农村，一岁到十八岁没吃过几顿肉，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惨，因为周围的人都是一个样子。现在好多同学感到心里不平衡，不是说你过不下去了，而是你看到边儿上的同学比你多找了两个女朋友，你就想：“哎，兔崽子凭什么比我多找两个女朋友？”。再比如他比你多穿了一件名牌衣服，你才觉得你们家是贫困家庭。我当时进北大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当时家里很穷，我穿的衣服几乎都打着大补丁，我们那个体育老师从来不叫我的名字，一直都是：“哎，‘大补丁’，出来做个动作！”而我的同学里有几个是部长的孩子――当时还没有企业家，但是有很多是有家庭背景的，包括教授的孩子等等。一开始是有很多心里不平的，但是在大学里你要慢慢地调整好心态。

    我们当时的攀比也不那么强烈，我们当时攀比的是谁读的书多，谁在同学面前发表的观点受重视，谁写的诗多――我们大家当时都比着写诗，因为当时写诗能多找女朋友。但是我比较悲惨，从诗歌的总量来说我写得最多，写了600多首诗，但是没有吸引过一个女孩子，也没有出版过一首诗。像你们现在的女孩子，可能会说诗人与穷人没有什么区别，除非那种用诗歌真正打动了你的心了的人，但现在写诗打动人心的好像不是很多。我们班当时有一个著名诗人，现在在文学界还比较有名的，他的笔名叫“西川”，不知道大家读过他的诗歌没有，他的真名叫刘军，他当时在北大开个人诗歌朗诵会，我也去听，朗诵完了以后发现“哗啦”一下，五六十个女孩子追着他走，结果我就追着五六十个女孩子走……我是个非常蹩脚的诗人，如果我写诗成功了就不会放弃文学了。但现在回想起来，当个蹩脚的诗人特别的好，为什么呢？因为终于发现自己不是那个料，所以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啊！人啊，一方面，努力会使你进步，但更重要的是发现你的天分。后来我发现我的天分是做培训。有时候，你喜欢的并不是你这辈子就能做成功的。比如说，我到今天还是很喜欢文学，但是我只把它当做我的业余爱好，不能靠它谋生，如果我靠它谋生的话，现在可能就饿死了。

    不管你是想创业，领导一个企业干，还是未来想成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想要在任何一个事业中取得成功，除了天分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天分，那么这些东西就更重要，它们是我们的韧性、耐心、耐力、持之以恒的精神。在我经过一些的事情以后，我发现持之以恒比天分还要重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当然，也有坚持了最终失败的。

    爱情与婚姻

    男人没有女人活不下去。当然，女人没男人也活不下去。我发现女人的温柔与男人的有出息，或者说成长，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男人越成长，女人对你越温柔。我老婆现在对我很温柔。所以当你找到一个老婆对你很凶悍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反思一下，到底是老婆真的凶悍还是你自己没出息。

    我们经历了起起伏伏的阶段，我刚开始在北大当老师，她是大三的学生，不是我的学生，她算学妹，不是我的学生。在这边顺便讲一下，在某些规矩上，美国比中国更加明确。比如说教授是不允许找自己教的学生的，他怕你写论文作弊啊或者给一个高分数之类的。但是，我认识的几个大学老师就找自己的学生结婚了，中国好像要更人性化一点。我当时处在到了25岁还没有女朋友的焦虑状态，因为我肯定是一个正常的男人，这不用说了啊，满北大追着女孩子跑。我老婆呢，后来是被我盯上了。我就在路上看，她长得还是比较漂亮的――毕竟你自己要看着顺眼嘛。最后我就跟了三个月，找到一个机会跟她谈了话。又过了几个月，她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就跟了我了。在大学的时候对我还挺温柔的，我好像还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后来我发现，婚姻是一个绝对的分界线。结婚以前，爱情都是有点那种不真实的感觉的，爱情可以不计后果，但是结婚以后就会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有一句话说得好，“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绝对是的。但是你还不能不结婚，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的爱情没有坟墓的话，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对不对？

    钱对于爱情和婚姻来说，也许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是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美好和持久是不起作用的。我做过一个调研，有钱人的离婚率比没钱人的高。没钱的话，大家就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反而能够产生比较深刻的感情，而一旦有钱以后呢，就各自有主意了。

    我结婚以后，因为不成功，也没钱，而且联系出国四年都没有成――我老婆是1988年和我结婚的，眼巴巴地等我到1991年，等了四年的时间，我就是出不了国。我老婆觉得找了个挺没有出息的男的，就开始变得凶悍的了，说话老有一些威胁性的元素在里面――再不怎么怎么样，我就和你怎么怎么样！每次都把我吓到半死不活。

    当时我老婆对我高标准严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第一步努力就是拼命想出国，没有成功，我就转了个方向努力。第二个努力就是我必须要让家里有钱花，这样我就可以使危机感更加往后延续一点，尽管当时我不觉得能够解除这个危机感。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苏的，我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我们两个都是工薪阶层，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或一条什么的，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训机构的课以后，开始是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当时我老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我在北大，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她从中央音乐学院回来以后肯定不能给我做饭，晚上一般我就负责做饭。记得有一次回来以后，她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那天晚上好像就变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后来一直做培训班，到了1991年底，我就从北大出来了，先在别的培训机构呆了两年，到了1993年的时候办了新东方。当时办新东方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个规模，当时想的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赚够自己自费的留学经费，再到国外去读书，大概需要两万五千美元左右。两万五千美元在当时也挺厉害的了，接近二十万人民币了，所以我觉得要干个两三年。等到真开了新东方以后，学生就越来越多。我在1995年年底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舍不得走了，就决定倒过来做。我决定留在中国，把新东方做大，觉得挺孤单的，就去美国走了一趟，把我觉得有才华的北大同班同学请了回来。

    家人与哥们儿

    我的创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新东方的家族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新东方的合伙制阶段。新东方总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个人和家族阶段、合伙制阶段、股份制改造阶段以及国际上市阶段。现在新东方是第四阶段，因为已经是美国的上市公司了。

    第一个阶段，刚开始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人在干。从北大出来了没事干，我就早上去贴广告，下午坐在那儿等学生来，晚上到别的培训机构去上课。后来慢慢学生就多起来了，我发现忙不过来，也没钱请别人来帮忙，就跟我老婆说，你看我们现在自己办学校好像没有问题，你在中央音乐学院那么辛苦，每天要骑自行车去上班，挺远的，你就干脆不做了，看你人长得又不算太难看，往前台一坐，说不定能多招几个学生呢，是吧？后来我老婆就真的从中央音乐学院辞职了，1992年辞的，和我一起干到了1996年。她管行政、后勤、招生，我管上课和教师质量。在这个过程中，还插入了一些家族因素，我老婆的姐夫、我的姐夫都到新东方来工作了，虽然他们都很能干，但这已经很明显带有家族倾向了。至于我妈，她倒是没有参加过新东方的具体工作，她是觉得儿子在新东方能养活她了，就给我做饭来了。她这一来带来两个大问题：第一就是我们家就一间房子，我老妈和我们睡一间房，我跟我老婆晚上根本就没有空间在一起，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其实中国的婆媳关系是很麻烦的，我老妈个性比较强，我老婆个性也蛮强的，两个个性强的女人在一起――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结果了。所以总是有一种疙疙瘩瘩的感觉在里面。第二，我老妈以前是农村妇女队长，特别喜欢干活，一看新东方地脏了没人扫，她就要扫地。我想老太太要扫就扫吧，可是她扫着扫着就领着新东方的人在干活了。老太太能很自动地就变成领导人――说实话，我身上有一点点我老妈的特点，能够通过努力地干活使自己变成一帮人的领导。老太太是我妈嘛，有时候会干预新东方的一些事务，后来新东方内部因为我老妈弄出一些疙疙瘩瘩的矛盾。但是这在1996年以前不是什么大矛盾，因为那时候新东方本来就是一个家族，就是大家一起干。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我1995年年底去美国到96年初我那帮哥们儿从国外回来，而且他们有很多是放弃了重要的职务回来的。比如说王强，在贝尔的实验室工作工资接近8万美金，跟我喝了两天两夜啤酒就糊里糊涂跟我回来了。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都不认为我很能忽悠。我在大学基本上没有任何机会参加学生干部活动，也没有机会在公开场合讲话，而且学习成绩也挺差的。其实我给全班同学留下的印象就是俞敏洪是个特老实的人，也是个挺没出息的人。其实这种印象留下来以后呢，给我后来到外国去找他们，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后果：第一，他们突然认识到，我们班当时最没出息的那个人，没有出成国，在中国赚的钱竟然比他们还要多！他们是这样想的：像俞敏洪这样的人在中国都能赚到钱，那我们回去还不发啦？第二个好处，就是他们觉得我是个挺老实的人，如果我说回去能做成功，那就一般能成功，我不是那种空口说白话、随便瞎忽悠的人，因为我在大学里没有给他们留下这个印象――他们没有想到跟他们分离十年我已经彻底改变了，哈哈，从一个不会忽悠的已经变成了顶级忽悠专家了！当时他们没有明白，等回来以后发现自己上当了。他们问我，他们的办公室在哪里，我说在违章建筑里。他们说他们的汽车在哪里？我说总共就一辆天津大发。最后一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叮叮当当就开始上班了。当时我跟他们说发工资是没戏的，但是我们新东方还有好多没有开发的项目，当时只开发了一个托福项目，还有像国内考试、GRE项目、翻译等等。我就给他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后来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知道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他们留下来。我要给他们开工资肯定是不行的，也没有那么多钱，我就说：“既然咱们是哥们，原来也没有什么上下级关系，现在新东方虽然表面上是我的，现在你们一块儿来就是大家的了，所以咱就是把业务划成版块，执行邓小平的‘包产到户’政策。”这是什么样的政策呢？就是给你一块地，你爱种不种，但是农民都会种的，因为不种终究没有粮食吃了。所以呢，农民就包产到户，一直到今天种粮食还种得挺热闹。

    当时新东方没有股份化，我们也没有想过要长期一直干下去――只是希望通过新东方的平台让大家一起富起来，因为他们当时回来也还很穷，当然也是为了大家一种模糊的事业感。这样，我们就开始一起演讲，一起策划新东方。大家一起干完以后，把所有的成本付完了，把国家税收付完了，该拿的钱全部拿走。我跟他们说了，我一分钱也不要，我要的就是大家天天在一起，大碗喝酒，大盘吃肉，然后再一起把新东方做好做大，以后我们回顾这一段人生的时候，确实感到痛快就可以了。其实从1996年开始，直到2000年，新东方急速发展，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股力量，一种做事情的豪气和大方在里面。

    到了后来，大家知道，包产到户嘛，小农经济，这个结构等到大发展的时候肯定会出现问题的，但是当时没有出问题。实际上，结构和你发展的现状必须是配合的。如果说你的发展还没有到达一个点上，你就开始想把最好的组织结构放进去，这就把你的发展机会给扼杀了。但是，当你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没有组织结构来进行提升，也就死定了。他们回来的时候，新东方其实还很小，总收入一年才有几百万，我要是给他们股份让他们弄的话可能早就散架了――因为一旦股份化，所有的职位都会正规化，然后谁拿多少工资，谁拿多少奖金，谁来干什么都是一定的，当时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不能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当时的目标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复杂，当时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既然不出国了，就想办法多赚点钱。他们回来其实也是这种想法，就是赚点钱，而且一帮哥们在一起也不容易，大学的友谊，隔了快十年了又聚到一起去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做得挺开心。这个结构的好处就是新东方急剧发展，总共五六年的时间就从年收入几百万一下子冲到了几千万，这在当时已经非常厉害的了。害处就是后来引起了新东方内部的巨大矛盾。

    我的这些大学朋友回来之后，带来了很多新的思想，也给我带来了原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他们进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驱赶我的家族成员。这个让我感到很痛苦，我想：这帮兔崽子，怎么一来就要把我家里人赶走呢？但是我也特别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如果我和他们吵架――不管是因为业务问题还是其它问题，我们都是平起平坐的，不管说话说到多么凶，都是哥们儿，不会最后出问题的。但是我老婆在边儿上不冷不热地说上一句她认为很平常的话，他们听了以后可能就会觉得很受侮辱。我是习惯被侮辱了，我老婆说话是不是侮辱了我，我根本就听不出来，但是他们不行。如果新东方想要做长久的话，不能有女人干政。但是我又怕我老婆，怎么能让她走呢？后来我就和我老婆说，你看咱们新东方未来要做大吧？她说是啊，这是我们的命根子啊。我就说，你看咱俩现在的能力，做大新东方有点力不从心。她说，倒也是。我说，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先出去读书吧，提高能力。我老婆就说，那你先出去吧！我说不行啊，我先出去了，这一帮兔崽子心怀叵测在你身边你哪受得了啊，对不对？不如放我先对付他们一阵子，你先出去读书吧！也不知道我老婆是怎么被我忽悠的，1997年底就真的跑到国外去读书了。她出去读了两年书，我们这边也差不多改造完了。她回来后说，我还能不能去新东方工作？我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结构，你回来好像不大合适，你先在国外工作两年，学学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本领吧。我老婆说，那就再呆两年吧。然后过了两年，我说，咱们会再要第二个孩子吧？她说，是啊。我说，那我们生完第二个孩子再回去吧。所以我老婆就给我们生了个儿子。

    对付我老妈，我发现麻烦要大得多。我老妈当时在新东方做一些后勤工作了，她老人家平时说话就更没有顾忌了――我妈经常说“老娘是新东方的妈”，哈哈……最后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的家族成员在新东方工作，新东方的其他一些管理者，当然不是我从国外回来的那些同学，而是土生土长的管理者，他们也把自己的家族成员弄进来了。我觉得不对头，因为这样就形成了新东方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小版块儿。我想让他们这些家族成员走，但是我开不了口，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这个不公平啊，尽管说新东方是我创的，我可以说你的家族成员不能呆，但是我觉得这样不是做事的方式。我发现这个事情如果不纠正的话，新东方就会形成一个个小团体，最后你想整顿会很难。但是要整顿就得从我做起，也就是说先把我的家族成员全部请走，于是我在朋友的支持下下了一个命令：在新东方只要家族相关的成员就不能呆。后来是执行了，先由我来做，这一段历史比我做新东方任何一段都要艰难，原因我的家族成员除了我姐夫在新东方的书店当经理以外，其他基本都是扫地的。就是说，好不容易在这儿找了一份工作，没有任何话语权，还不能在这儿干。你想我是农村来的，农村有一大堆的村民，他们就会传：俞敏洪这个人好狠心啊，人家好不容易能够混口饭吃了，最后你又把人家赶回去，这让人家没法活了！还有，我老妈也必须被清除掉，因为我老妈在新东方什么都插手，也算是重要家族成员。而我从小就是那种我老妈一说话就“扑通”一声跪下去的人，让我清除老妈比让我登上月亮还要难――一看到我老妈不高兴我就会发抖的，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农村的这种教育方式，孝顺是第一位的，而且我老妈也比较有个性。后来下了狠心了：清不动也得清啊！清完的结果是我老妈半年不允许我回家吃饭。

    后来我发现，一个人如果坚定并且坚持了，最后还是会有结果的。我可以在我老妈面前跪下去，就是亲戚朋友坚决不能再进来。大概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个事情做完了，新东方的其他管理者一看，俞敏洪动真格的了！结果，新东方下了一条行政命令：任何人，只要是在管理层面上的，直系亲属就不允许在新东方工作，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连亲属带管理者本人当天开除。后来新东方还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把自己亲戚朋友、兄弟姐妹的名字改了一下，又放到另外的地方去，大家也不知道这是他的亲戚朋友，后来被新东方查出来当天就开除了。这一关当时我没过的话，绝对不会有新东方的今天了，绝对不可能上市的。

    新东方发展中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随着新东方的发展，原来的那种合伙制行不通了，需要发展新的组织结构。我当时和那帮哥们儿的股份还没说清呢。而这一关呢，他们的眼光有一点超前，我的眼光有一点滞后，所以新东方有句话：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在干！包括今天，我原来的那帮哥们儿已经不在新东方的管理层了，现在新东方的高级管理层有九个人，六个是海外留学回来的，有两个是纯粹的外国人，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出国读过书。所以新东方一直延续着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在这干的传统。从2000年开始，新东方的结构出现大问题，整个过程我就不再详细说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这其中的原因，就是股份没说清楚。但是我也觉得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开始说清楚。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每个人管的那一块都做得很好，但是后来新东方新的业务版块出现了，而且这些版块大家料定了能够做大。那么这些版块给谁做呢？就没有办法了。说给俞敏洪做，他们可能会说新东方整个品牌是我们一起创起来的，为什么这个版块给你做呢？给王强做，也会说那凭什么给你呢？对不对？说给小平，那也不行啊……但总得有一个办法吧，大家就说，旧的先不动，新的版块我们股份制吧。所以新东方就出现了很多股份不一致的股份公司，比如说用不同的股份搞图书，搞电脑培训……最后利益就相互扭着了，而且每个人还有一块自留地在那儿拼命地干，最后整个结构就不对了，大家也很迷茫，很痛苦，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俞敏洪这个人没有领导才能，才导致我们今天这样的结果。因为我们不懂，就请外面的咨询公司，咨询公司说你们这样是不行的，把所有的东西统统都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大的股份公司，最后你们就变成一个大型机构了。我觉得有道理，所以就把我们之前个人的东西再合起来，一些小股份公司再重组股份，全部揉在一起。怎么揉呢？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谁占多少股份的问题。我们关起门来讨论了两天，有了一个结果：新东方的原始股东，就是新东方参与创业的十一个人。然后十一个人就分配，当时咨询的人说，俞敏洪你自己至少占55%，否则这帮小股东每天跟你不开心，他们手里有超过50%，一生气就把你推翻掉了！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如果我管新东方需要用我的股份控制权来管的话，我就不要新东方了，我要把新东方做大，一定是通过我的个人影响力和大家对我认可的地位。

    这个我是有自信的，但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没自信，是后来在北大当六年老师的时候开始产生了自信。其实本来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当老师，但是当了两年以后发现自己还是挺受学生欢迎的，学生的眼神给了我自信。办新东方的时候一开始我也是没有自信的，因为一开始我自己一个人糊弄嘛，也不需要一个人参加。结果到后来我那帮哥们回来的时候，新东方已经办得挺好的了，我就对做事情又产生了自信。但是这个自信在那帮哥们回来以后就彻底被打掉了，因为我做任何事情他们都骂我，他们要实在没理由骂我就说我是个农民……（笑声）这也是我没有办法的，毕竟他们在国外呆了很长时间，而我连国外的影子都没看见过，除了去了一趟美国把他们请回来以外。所以我看到他们那些喝了洋墨水回来的人会害怕，总觉得他们肚子里装的东西都比自己要厉害、要新颖。后来慢慢发现，其实人的智慧和经验是分在两方面的，一个是实践智慧，一个是理论智慧。我是实践智慧多于理论智慧，我的理论智慧可以从其他人身上吸取，因为我有一种勇于接受别人批评的态度。

    成立了股份公司，股份是分完了，分完以后就出现一个问题：既然成立了公司而且公司要发展，当时我们也已经有咨询公司了，如果我们好好做，新东方说不定以后会上市――尽管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市是怎么回事，但都知道上市就发了。一鼓动，大家就说好啊，就股份制了！分了以后，公司如果要发展，就需要有利润的，但是大家想一想，前面新东方的结构是什么？包产到户，把所有的费用成本都弄完了以后，利润全部拿走。现在要有利润，就意味着现在不能拿走钱了。这就出现一个情况：突然发现个人没收入了――原来我干了一年以后能拿三十万五十万，怎么现在我干了一年才能拿十万了？股份制不是发财的嘛，怎么钱越来越少了？这是一。第二，大家发现，原来什么东西都可以自己说话算数，现在不行了，为什么？有公司结构了。还有，原来我们这帮人是没有上下级关系的，他们一直感觉俞敏洪是他们的下属，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班长、团支书甚至老师，怎么公司一结构化就变成董事长了呢？而且还兼总裁。当然了，这还好说，因为不管你怎么没出息都是新东方的创始人――他们说，你是新东方的father，我们是新东方的uncle。但还是出问题了，知识分子嘛，都要面子，原来是不分类的，现在就要有副总裁、常务副总裁和一般副总裁了，有第一副总裁还有第二副总裁……完了之后，工资也有区别，总裁的工资总比副总裁高吧。新东方很有意思，本来大家都是骑自行车叮叮当当上班，都还挺高兴的，为什么呢？骑自行车就是为自己干嘛。新东方变股份公司的第二天，就进了11辆小轿车，一人一辆。有了车以后大家反而不干活了，因为不知道去哪儿干活，干了也不知道钱到谁的口袋里去。大家虽然股份都占到了，但是股份不等于钱啊，就觉得不行。后来想来想去觉得不对：虽然我们现在改造了，但好像上俞敏洪的当了，俞敏洪表面上在推动改革，实际上用股份把我们架空，然后把钱都装进自己口袋里了……

    实际上，我们是在没有制度的情况下突然间就结构化了。那个时侯新东方有控制，但是不是像现在这么现代化。也有人管着财务，但是那个财务人员是当时我招进来的。他们说，这个不行，谁知道背后俞敏洪得拿走多少钱，要求换财务人员，就换了。他们后来又觉得俞敏洪当总裁对新东方的发展起不到推动作用，因为观点确实太落后了，就说咱们让俞敏洪下来吧。开董事会说下不下？我说可以啊，所以董事长就下来了，总裁下来了，后来连北京新东方学校的校长都不让当了，我就变成了北京新东方学校的一个国外考试部主任兼国外考试部老师，天天背着个破书包去上课。他们开总裁办公会我进不去，因为没有职位……我当时还占了45%的股份，但坦白地说我不想用那个权力――我当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我们吵归吵，但谁都没有伤害新东方业务这一块的重大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员工不知道我们吵成这样，完全不知道。我下来就下来，但是我们要想办法把新东方弄好行不行？我觉得我们这一帮哥们儿在一起不容易……最后我们这一帮人做得还是挺不错的，大家都耐下心来，虽然也吵架也争论，但最后慢慢的有了那么一点点的融合。到2004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的整改基本上结束了。从2002年到2004年，新东方的总裁和董事长都是别人在当，他们轮流当，轮流坐庄，一个人上去做了几个月之后就说，这位子不是人坐的！就换了一个，换上去做了几个月之后又说不是人做的……到了2004年底的时候，终于又回过头来说，老俞啊，这个董事长和总裁，发现没什么意思，还是你回来当吧！我说，回来可以，但我们得有一个规矩了。我非常尊敬我这帮朋友，也特别怕他们，因为他们一讲话滔滔不绝，还全是引用西方思想之类的，我就特别自卑。我说，你看我们不容易，闹了这么多年还没散，让我上来也可以，但是为了保持新东方的稳定发展，两年之内不要再让我下来了，好不好？

    大家在一起合作创业的时候，可以在里面当着面指着鼻子骂，但一出那个门，大家说的全是好话。新东方就是这样的，我们把办公室的门一关，在里面吵得死去活来，掀桌子……但一出去演讲，同学们发现我们就是天衣无缝的哥儿们关系。因为你当面把话说完了，背后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所以很少会在背后再去说坏话。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大家长久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一点。

    上市风波

    新东方内部有一个特点，从来不使用股份投票。虽然现在是上市公司了，也很少用股份说话，而且我现在占的股份比较少了。上市公司如果要通过股东大会表决的话，那管理层基本上也就完蛋了。但是，选取董事会成员要走这个形式。我算是从一个创始人变成了一个比较彻底的职业经理人，现在算是个打工的了，尽管在新东方还占有股份，但是新东方的流通股已经占到了百分之八十，这些股份就掌握在全世界各族人民的手中。

    新东方自从经济危机一来，一直是排在世界前十位的抗跌股份，一直到今天，特别稳定。当然这跟我们的努力有关，新东方的人都能讲英文，哪个投资者打来电话，我们就哇啦哇啦讲一通，然后想卖股票的听我们一说就晕了，不卖了。

    而且新东方还有一个好处：学生都是先付学费再来上课，不会出现现金断流的现象，也就不会出现倒闭的现象。有这么一个基础在这儿，股东们觉得很踏实，而且他们发现我身体比较健康，所以也比较放心。这个特别重要，一个老总的身体如果出问题了，股票常常掉一倍。

    后来新东方的结构改造完成了，虽然大家前几年拿的钱不如个体户拿得多，但是外面来的对新东方的定价是有价值的。当时新东方内部人员什么都不懂，我们就决定吸引外面懂行的人来，把股份出让一部分。我们找啊找，最后在2002年的时候，找到了一家养猪的上市公司。这个老总还挺懂企业经营的，从一头猪养到六十万头猪。当时，我们新东方开的价格很低，内部定价是百分之一的是一百万，百分之十就是一千万，等于新东方就值一亿个人民币。我们还说外面的人进来我们要加点价，就加到了一千六百万，给他百分之十。那个老总还很高兴――“新东方名气很大，一千六百万占百分之十，我干了！”拎着现金就过来了。过来以后，他说这个钱给你们之前我要参加你们的董事会，看看你们董事会是怎么议事决策的。结果我们董事会从早上八点开到晚上十二点半，讲的只有两个议题：人生和哲学是怎么回事。这个养猪户就懵了――新东方的董事会怎么是这么开的，这个钱给你们还不泡汤了！接着就拎着钱跑了。

    后来到了2003年，有一个个人投资者又提出要投资新东方。我们说我们涨价了，不能那么便宜了，我们百分之十应该要两千五百万人民币了。人家说两千五百万人民币没问题啊，接着也来开了一个董事会，那个人懂黑格尔和尼采，但是后来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讲亚里士多德？这个不是一回事啊，你们怎么把商业经营跟文学、感情纠葛、弗洛伊德、潜意识都放在一起了！然后他们就开始用潜意识分析俞敏洪这个人心地本身是多么的不善良之类的，把那个个人投资者听火了，最后走了。

    到了第三年，也就是2004年，新东方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风险。我们两次融资都泡汤了，我们就不懂，为什么外界不懂我们这些崇高的人呢？到了第三年，来了一群某个中国证券公司的人。我们又涨价了，要一个亿给百分之十五。他们就扔进来了，他们说新东方要上市。我说好啊。他们说要上市的最佳方式就是买壳上市。我不懂什么是买壳上市，他们说买壳上市就是把你的公司放进一个已经上市的很糟的公司上，然后清理这个公司，你的公司就变成了上市公司。我就问变成上市公司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说可以赚钱了。那买壳上市之后我的股份到了这个壳公司之后能卖吗？他们说，因为中国有法人股，还不能卖。那我难道一分钱也拿不回来？他们说可以增发。我就问增发批起来容易吗？他们说可以批，排队，批起来要两三年。我听说很多壳公司里面都很烂，进去以后都出不来。中国最早的软件公司科利华，把自己装到了阿城钢铁这样一个壳公司去，他们公司的老总还跟我说这个上市公司好啊，你看我现在都敢吃鱼翅了……过了一年，我发现那个公司就被壳公司吃掉了。我问他们：你们给我一个亿买壳上市，这个股份还要降低，你们靠什么赚钱啊？他们说：我们就是出于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热爱，帮你一把。我一听，这个话不对头啊！后来打听了一下，发现这个壳公司的二级股票都被他们买完了，就是说这个公司在市场上流通的股票都被他们买完了。比如说一块钱人民币，他们买了几千万股。买了以后如果把一个好的优质公司往壳里一装，那个公司的股票一下子就变成10块钱、20块钱一股了，这样他们一出手，10倍的钱就赚回来了。他们给新东方1亿，他们在外面能能赚10个亿、20个亿，然后新东方是死是活就可以不管了。我研究到这一步，就告诉他们：新东方决不能买壳上市，要上我们就要有点耐心，我们慢慢一步一步研究在中国、在国际怎么上市。不管他们怎么忽悠，我一直坚持，没有搞懂的事，决不会迈出步伐。这些人自己也没钱，是向银行贷款一个亿给了新东方，到了年底，贷款期限到了，他们就要把钱收回去。但是，按照合同，这个钱是不能拿回的，因为都已经变成了新东方的钱了。他们说，你看俞老师你也是个好人，既然不想买壳上市，就把钱给我们吧。按照合同要扣1500万，他们就问能不能不扣。我说我也不缺你们的这个钱，就都拿走吧。他们拿走了，过了一个礼拜，他们老总又打电话说，你看那个利息能不能也给我们。我又把利息打给他们了。后来我发现，新东方真的做了一件好事：第二年三月份，那个公司就出事了。我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他们的账本有新东方的股份，检察院跑到新东方来调查是怎么回事，我们把所有的证据给他们看，说这个事情已经了断了，这才救了新东方一命。

    从此以后，我们就不敢再接受中国人的钱了。在某种意义上，国际资本好得多。外国公司也有骗人的，但是我们要做就找第一流的名声好的公司做。后来新东方碰到了老虎基金。因为老虎基金的主任是我在北大的学生，而且是个女的。我这个人一碰到女的，就一点辙也没有。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是自己的学生，所以她能跟你讲知根知底的东西。她对我也非常信任，因为她从学生开始到后来出国上托福班都是我教的。她就说，俞老师，我对新东方不了解，但是对你很了解，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新东方10%值多少钱，我们就给多少钱。当然，我们不能开天价，我们开了3000万美金。这3000万美金第二个星期就打到新东方账户下，新东方从此就开始了国际化的运作过程。先进钱，后审计。后来新东方上市以后，他们赚了几亿多美金。这就是新东方整体的融资故事。

    在上市过程中，我有一个前提，从做新东方开始我就知道，我自己怎么样没关系，但是新东方最好不要倒下去或者是不发展，因为它是从第一个学生做起来的，我对它真是充满了感情。所以任何对新东方有危险的事情，我就会特别的谨慎小心，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

    另外，从新东方上市起，我就没认真看过新东方的股价。我认为新东方的股价跟我是没有关系的，除非哪天我想卖自己的股票了。因为股票掉到1块钱最后又涨到100块钱，对我来说是一点损失都没有的。所以整天关注股价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现在新东方的市场价格是六十多美元一股，市场价格要换成现金才是钱，不换成现金就算起起落落，对新东方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影响。

    聚财为散

    因为现在新东方上市了，媒体到处在报道：俞敏洪现在是最富有的老师，这个实际上是挺危险的，我当时就卖了一点股份捐了一点钱。我本身是农村的，对钱不是很贪，但钱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想办法赚钱。为什么呢？钱越多肯定是越好――先不论钱的目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你首先要学会养活自己，你就要有钱，你不能靠要饭，对吧？要饭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最合适的生活方式。你有了更多的钱，你要结婚，要养父母，这是一种荣耀，因为你能生存，你父母安心了，他们绝对能多活很多年。再说呢，你潜移默化就可以为社会做贡献。比如说你赚钱必然要缴税，缴税就是通过社会平衡机制在资助贫困的人或是提供国家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你再做大了，我跟新东方的员工讲的特别清楚，而且这也是我真心相信的，新东方不是因为到美国去上市了，而是因为新东方现在总共有9000多位老师和员工，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这就意味着稳定9000多个家庭的生活的经济来源。也就是说你做大的时候，你会在无形中帮助很多人，这个对你来说也是很值得的。当你真有钱的时候，你才会筹划怎么用你的钱，钱怎么用，都是拉动消费的行为，我的朋友中有的企业家买飞机了，有的企业家买游艇了，有的企业家买别墅了……这也是不同的用法吧。这也无可厚非，因为这是靠他自己的能力赚出来的钱。对我来说，首先，我自己的家庭生活和读书生活很重要。我有钱，要买书，但我现在的钱买书都买不完了。还要有一个舒适的房子，我现在在中国还没有买大房子，不是不买也不是过于节省，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以后呢，还要留下孩子上学的钱――我会想哪些钱是留给自己花的，哪些钱是留给孩子的――万一孩子以后变傻了呢？父母总是会这样想的。

    人一定要为自己留下一点感觉。我希望新东方的股价涨了之后，我能拿到钱，把这些钱捐给一个专门建造私立大学的慈善基金，这样这些钱就可以在中国建一个私立大学――当然这个私立大学不会用我的名字来命名。我不想在中国造一个很大的大学，新东方现在在北京附近征了500亩地，加上建筑要花掉几亿人民币。合格之后，教育部会给你发一个招收本科学生的文凭。我不想把这个学校做大，每一届学生只招收一千人，这样一个校园有四千人就可以了。因为我来自于农村地区，所以我的目标是四千个学生，有50%来自农村地区。我现在也在动员一些企业家：你们愿不愿意一起来支持大学的建设？有不少企业家也表示愿意，因为很多企业家都是还没有生命目标的人，就是不知道他们的钱怎么办的人。我已经知道了，我把钱投资造校园，成立一个学生奖学金基金，像哈佛大学的基金一样。哈佛大学也是从几万美元开始，现在变成360亿美元的，不过今年又变成了200亿美元，亏了120亿。如果这样，这笔钱就可以资助大部分农村地区来的孩子，让他们把学上完。

    我发现，生命的路还有很长，一个人一生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经常会有奇迹发生――杨振宁82岁还结婚了。所以说如果老天再借给我40年的时间――有一首歌叫做“向天再借五百年”，五百年当然是不可能的，老天再借给我40年时间，我想我的这个大学能成为中国大学中质量相对不错的一所大学。

    我认为中国将来应该会有真正的私立大学教学体系的，而不仅仅有清华北大这样优秀的公立大学存在。假如说我能奠定这样一个学校的发展基础，等到我死了以后，这个学校还有人在经营，并且这个人希望把这个学校做成斯坦福或者是哈佛那样，这个事情就有希望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一代一代的努力。相信我们的私立学校也能打造成“中国的哈佛”、“中国的斯坦福”。

    人活一辈子，重要的是你活着的时候你做的事情对你自己来说是快乐的，最好是对社会有意义的，至少是对社会无害的，这样就可以了。现在我可以飞到全国各地去做演讲，做新东方。但是我总有老去的一天，当我有一天老得动不了但还活着嘴巴能动的时候，我可以坐在自己的大学礼堂里，将自己的生命故事讲给别人。这是一个自私的想法，同时又是不自私的。

    也就说，你总得对钱的用处有筹划。我尽量保持开支节约，但我也学会了一些稍微奢侈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喜欢滑雪，滑一次雪要花几百块钱，很多人都得想一想，我就不用想了。我先是学会了双板，接着又学单板，我的单板也滑得比较出色。对我来说，这就是生命张扬的感觉。

    总而言之，人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一种心情。抬头看月，低头听风，这是一种心情；铜琶铁板，驰骋江山，这也是一种心情；孤独生活，认真读书，这也算是一种心情……人有很多心情，但有一点核心是，你自己活得快乐，你自己觉得这样做对你有意义，我觉得这就可以了。这不是说大话，这是我的真心话。这个道理很简单：新东方肯定有倒的时候，肯定有不济的时候，因为进入了商业社会，必然就会有收入下降或者是业绩不涨的时候――资本家就是这么一群人，只要看到有钱赚的时候他必然过来，没钱赚的时候当天就能把你抛弃,他们的身体里是没有眼泪的，只有在他们丢钱的时候，才会感到难过。所以我对新东方的高级管理人员说了，我们为自己而做，我们要为自己鼓掌，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努力背后的辛酸，我们也知道每一次努力背后留下了让我们自己感动的日子。

    现场交流

    提问：我买过一本您的书叫做《永不言败》。里面讲到您在大一的时候，背新概念三用了几个月时间。您是怎么背的?能简单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吗？

    俞敏洪：我当时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当时北大的管理很松，老师上课讲的东西我不太懂，又不点名，我是每天完全不去上课背的。

    提问：俞老师，您在大学有挂科吗？

    俞敏洪：我大学挂科是很严重的。我大学五年，一二年级是基本不挂科的，因为一开始大家都要谨慎一点。到了大三的时候，我得了肺结核，在医院住了一年。之后就变了，我走进教室上课，同学都是不认识的，因为我被录到下一级了。这样我干脆不去上课了。所以我去考试的时候，我们法语老师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这个班的同学。他说：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我说：因为我生病了所以很少来上课。他说：你不上课我是不能让你考试的。我说：老师你让我考一考吧。当时法语我是在家里自学的，考了85分。这个老师说：你自学还能学到这么好，不来上课也就算了。

    提问：对我们这些想创业的人来说，请哥们或是请同学，一开始就把这股份定下来好，还是发展到一定规模再把这事说明白为好？

    俞敏洪：像现在的创业阶段一开始就定下来了，因为现在规矩比较明确了。

    提问：一开始创业，核心人物股份的比例是怎么商量的？比如说，做培训行业，做后勤，做管理……这个怎么分配？

    俞敏洪：这个各不相同。我没法跟你说后勤应该拿20%，做管理的应该拿多少，因为每个人在公司的分量是不同的。现在我看不少大学生创业，一开始就分配股份，你拿30%，他拿30%，但是最后散伙的比较多。一开始大家会拼命做，第二年就出问题了――拼命干的人还是30%，不怎么干的照样拿30%。拼命干的人心里就会不平衡：凭什么我为你们赚钱啊！

    提问：几个人一起创业的时候，一般是没有钱的，你怎么发工资给自己的哥们呢？

    俞敏洪：当时新东方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当时新东方用的合伙制，合伙就是你在这儿干，干到什么份上了就是你的，如果你不干了，你就没有了。

    提问：但是没有跟他们说股份怎么分，钱怎么算，你怎么把他们忽悠过来呢？

    俞敏洪：当时新东方正好有不同的板块，实行“包产到户”。你们现在做很难，因为他们做同一件事情，又是几个人共同做，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大家一起做好了一起分股份。但是做着做着就会发现，我的能力比你强，大部分事情都是我做了，但是拿的股份却一样多，最后就开始散伙了。

    提问：决定教育发展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俞敏洪：看教育机构的话，毫无疑问就是教学质量。

    提问：听说新东方上市有了一大笔钱，这笔钱您打算怎么用？

    俞敏洪：我们要做两件事情。一要做比较好的收购工作。因为股东也发现，新东方上市3年，钱还没有花，他们会说你们不想花也没有计划，就把钱分给我们。所以我说一定要花掉。但又不能瞎花，因为公司的每一笔花费都记录在公司的成本中间。要找好的东西。在中国，新东方把一些优质的教育资源收购到新东方里面去，这是第一步，我们已经有了目标。第二就是改善新东方内部的业务生态系统，即新东方新业务的组建和发展。比如说新东方已经在北京组建了幼儿园，非常漂亮，非常好。同时，新东方管理系统在不断升级。两年前，我查一个数据要两个星期，现在在网上能查到新东方的任何数据。新东方的内部管理系统很强大。两年前，我很担心新东方的贪污问题，担心有人拿了钱你是不知道的。现在，新东方的干部，包括行政后勤的干部都很难贪污，因为现在有了新的管理系统。当时去美国上市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有一个404法案，对企业有一个严格控制的规定。我弄懂了404法案，才决定去美国上市，因为我发现，这个法案要耗掉新东方一些钱，第一年我们花了1500万人民币。我们做这个法案，不是为了应付美国的检查，而是把这个系统变成新东方日常管理系统的重要部分之一，使新东方的内部系统跟它的系统完全合并。这样明年会更省钱，因为明年全部合规。但这也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新东方都是现金――在中国现金控制是最难的，而404法案控制你每一分钱的流向。

    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是由老外和中国人一起做。他们有很好的学习背景――哈佛大学的，还有斯坦福大学的，所以他们很懂这个东西，水平很高。一件事情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不懂的就不能去装懂了。比如说我不懂到美国上市，西方人告诉你整个过程是什么，你知道了过程，但是具体步骤你还是不懂。所以我觉得新东方当时需要一个重头人物，我们找来找去找到一个人，他来了以后把新东方的上市工作推动得很好。新东方的发展部管理者是个犹太人，宾夕法尼亚本科毕业，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能讲一点中文（新东方的办公环境经常是英文，高管有一半讲英文比讲中文都流畅）。这样，404法案在我们这里的执行就会比较到位，因为高级管理人才很通这个东西。现在我就不用担心新东方的钱流失掉，也不用担心管理上没有效率，也不用担心利润和收入计算不正确了。因为上市公司的利润计算不正确，立刻就会出大问题，这是一点点学的。我高考那年数学考了14分（我们学外语的数学不计入总分），可见我数学能力有多差。我看到数据就会发懵的，但是现在新东方的报告一出来，几万个数据从我面前经过，我竟然能比财务经理还快地挑出哪个数据是错的。这就是锻炼，人的能力是能成长的。

    所以，同学们，你们现在不用担心一事无成，往后看往前看也没有人尊重你。我始终有这么一个信念，就是人最重要的是往前走，只要你敢于往前走，一天走一步，一年就是365步，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很多走在你前面的人因为休息停下来了，结果你走到他们前面了，一定是这样的。

    提问：您的梦想是想做一个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学，但是您有什么好的激励制度去吸引很牛的教授去教课呢？

    俞敏洪：靠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东西。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他价值认可的经济利益是必须保证的，比如说你请我去做一个事情，我觉得我值那个钱，你不给我那个钱，我凭什么去？去别的地方我也可以赚到这个钱。这是一，但还不全是钱的问题。比如说交流不畅通，我们两个最后从思想、经营理念上，还有对未来、对生命的看法上，如果不一致的话，我给多少钱你也不会来。不过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个本领的，尽管自己本身没有什么知识水平，但我相信自己可以吸引很有魅力的人才，跟我一起为了一个他也想要的目标，共同奋斗！

    请记住，刚开始要用你自己，但是到后来就不是用你自己了，一定要把自己抹掉，开始用别人。用你自己也可以做事情，但是越到后来，你就会发现，周围的人才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提问：作为一个想创业或想做一番事业的大学生，在大学四年当中应该怎样积累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适合创业的人？

    俞敏洪：创业是有前提的。现在国家提倡大学生创业，很容易给大家造成一种幻觉：我大学一毕业就可以独立干了。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做事情应该脚踏实地，步步为营，切合实际地做事情是成功的最重要的前提。我是绝对赞扬大学生创业的，但我不赞成大学生在本科的时候稀里糊涂地就去创业。统计数据也表明了，在校大学生或者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创业的人当中失败率为98%到99%，也就是说可能只有一个人成功。这个实际上对自己自信的杀伤力也是很大的，对自己以后再去创业会造成一种畏惧心理。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就是信心，金融危机为什么产生？就是因为失去信心了。就怕你做事情老失败，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这是很麻烦的。从我个人经历和我周围人的经历来看，不管你们提到的谁，马云也好，江南春也好，李彦宏也好，我也好，这些人都还不算老，都是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而且都是上市公司的老总了。大家想一下，他们都经历了什么？都是大学毕业以后没有创业，而是在其他单位先工作三到五年，积累经验。创业呢，有几方面的经验需要积累：第一是与人打交道的经验。你跟公司里的员工老板混三五年，你就会知道员工是什么心态，老板是什么心态，同事什么心态，当你做了老板以后，你就知道用什么心态去对待这些人了。这个非常重要。当然了，如果你能够积累一点财富，比如说你工作得不错，或者说你有人脉，这些人脉可能给你带钱来，帮助你创业，这样就不一定要100%动用自己的钱――创业不一定会成功，所以100%用自己的钱也挺麻烦的。当然如果你要开一个小的培训班或者小的饭馆，通常不会用很多的钱。

    当时网上讨论，北大有个校友是卖猪肉的。我去看过他的猪肉店，确实我觉得他卖不出东西来。原因很简单：他的猪肉店环境很差，苍蝇飞舞，自己还一边叼根烟一边剁肉。我就想：如果我来开这个猪肉店会怎么样？坦率地说，如果我来开的话，这个店也许能够成为比较好的猪肉连锁店之一。我一定会把猪肉包装得非常漂亮，去过国外的人会知道，一头猪可以分出好几十种肉来，我还会把环境弄得非常美，我还可以卖猪肉上门服务……一个小猪肉店，你只要让这个社区弄清楚了你这个肉是放心肉，有一个五平米的门面，把周围的居民的肉包下来，你想吃肉了我就给你送过去，其实一个月就能赚好几千块钱，你再开大了就是好几万块钱。等最后把系统摸索出来了，从一家开到三四家，一个城市开到十几家二十家，再到另外一个城市继续开……像肯德基一样的连锁店不就出来了。

    说到这个地方，我正巧讲个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江苏省有一个人大代表，现在还是“全国劳模”、“五一奖章”获得者。她是一个修脚的女工，她修脚修了几十年，修到什么程度呢？李嘉诚专门坐着飞机飞到南京，再坐车到扬州让她修脚。李素丽卖公车票，成了全国劳动模范，“向李素丽学习”变成了中国人的一句口号。我相信，不在于你是修鞋的还是做衣服的，而在于你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多好，你的心态到底有多好。

    提问：刚才说您说公司里面有一些哲学思想的终端，尼采提倡一种前柏拉图的自由式思维，而苏格拉底讲究逻辑性的、秩序性的东西，那么这两种哲学思想的终端怎么才能统一到一起，合伙那么久而不分开呢？

    俞敏洪：这个问题实际上很简单。首先，你要给所有不同的思想一个空间，这样你自己也就有了生存的余地。新东方现在构建了这样的一种状态，所有不同的思想都可以在这边汇聚。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而这在思想界就不需要。中国之所以有百家争鸣，春秋时期文化有如此繁荣的局面，就是因为不要求思想统一。注意，必须给思想空间！

建议继续学习：

1. 演讲小组的第一次活动    (阅读：2389)
2. 几篇值得珍藏的演讲    (阅读：2151)
3. 程序之外的事情 (Part 1 - Speech)    (阅读：1872)
4. 培训或者演讲的技术分析    (阅读：1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