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入盛大创新院之前，我对“盛大”的了解非常非常有限。一点认知来自很多年前，《知识经济》杂志对盛大和Actoz关于《传奇》事件的专题报道；另一点认知来自我的朋友韩磊，当时大家都在北京，韩磊还在CSDN，有一天下午他跟我说：“下午盛大的人来找我，希望让我去，但我还是要回去广州啊”。当时，我还很是好奇，那个做游戏的盛大，要找韩磊这样的人去做什么呢？
不料半年后，霍炬跟我谈起加入盛大的事情。这时候，我才知道盛大成立了创新院，正在四处招募人才。抱着了解的心态，我第一次来到了张江，参加了一次创新院的计委会例会(计划委员会？)。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会议定期召开，对内部和外部的项目进行点评，参会者包括固定成员和报名参加的创新院员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如果说非要有什么等级的话，大概就是把最后的点评机会留给创新院的院长大年(陈大年)，他的点评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多是以温和的方式托出自己的思考，大多数时候都让大家信服。相比小公司的会议，设施更好，准备更充分，也更严格；相比大公司的会议，少了仪式感和官僚气，多了活力。结果，2010年3月我加入了创新院。
刚到创新院的时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良好的环境。硬件上，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办公空间(几乎是普通公司员工办公面积的2到3倍)，很好的椅子，墙壁不是玻璃幕墙但窗户足够大，整栋楼只有四层高，四周都是绿地没有遮挡，所以采光和环境都非常好，还有很大的景观阳台，二十米外有一条小河，加之上海浦东的空气远比北京好，整个环境绝对让人“心旷神怡”。软件上，虽然一开始不认识太多同事，但大家都非常安静地在忙自己的事情，而且一眼就能看到很多年专心做技术的积累，所以即便是和陌生同事的交流，也是礼貌而舒服的。虽然不同的出处造就了不同的风格——比如腾讯来的同事，给人突出的感觉是非常踏实细致——但基本能力都是高于平均水平的，所以并不妨碍大家熟识、合作。我也惊奇地发现，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使没有严酷的项目压力，完全靠自觉，靠自我驱动来工作，生产力却不会下降，反而大大提升了。或许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的世界大同，就是这番景象呢？
在这里，我需要特别感谢创新院的院长老郭(郭忠详)。虽然我之前并不认识老郭，但刚办完入职手续，他就发来的热情的欢迎短信。尤其是后来我知道老郭每天要履行很多行政职务，审批海量工作流(我经常看到他的任务栏密布浏览器的窗口，那都是要审批的工作流)的时候，我就更佩服他。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说，把你能做到的和想到但做不到的细节都做到，基本就离成功不远了。话的确是这么说的，很多人也知道要欢迎新员工入职，但自己工作忙起来就会忘记或者忽略，但老郭做到了，而且让我见到了。
我加入创新院的时候，总共的员工数量应该不超过一百人，所以老郭大概还有时间请新来的同事吃饭和唱K。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去唱K的时候正逢iPad发布，霍炬的朋友Jacky正好在美国，就带了一台回来，正好是那天拿到手的。当时大家一群人围着iPad，却不知道怎么玩，因为没有任何的App，也没有wifi可以上网。但第二周，我们就迅速了解了iPad的魔力到底在哪里。院里也马上多出了好几台iPad，我记得有一台是老郭自己掏钱买的64G的版本，谁想体验都可以借过来玩，我也借过来玩了几天。躺在床上用iPad上看完几部小说之后，我深刻意识到，数字内容的消费场景可能就此发生巨大的变化——尽管我后来一直也没有做iPad开发。很多大公司也会给大家配备最新的数字设备，但往往是优先给对口的开发团队，是有着明确的短期考虑的。但是创新院的做法更重视自己的普通员工，更在乎大家的感受和创造力。
还有一次大家聚餐，因为出发时我还有一点程序没有写完。所以在张扬路吃过饭，我又打车回创新院，把最后那点程序写完已经接近半夜了——创新院对大家的考勤没有严格要求，各个团队基本是想什么时候上班就什么时候上班，所以是24小时不熄灯的，永远有项目组在上班。准备走的时候，我在twitter上发了一条推表示自己心满意足，下楼却发现老郭正在等我。原来他吃过饭也回来了，“正好”看到我发的消息，就过来跟我聊一会儿，还送给我一罐饮料说“加班辛苦了”。老郭真的是“正好”看到的吗？我一直不知道。
如果我没有记错，整个2010年创新院都保持着相对良好的扩张节奏。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又有“江湖上有一号”的人员和团队加入。之前我已经发现了，老庄(庄表伟)在一楼，老赵(赵劼)在三楼，隔三差五大家就可以随便聊聊。有天我发现四楼躲着个叫“樊一鹏”的老程序员，这个名字我太熟悉了。很多很多年前，我写的第一个程序就是从《电脑报》上抄的C++源代码，从《仙剑奇侠传》Dos版中提取86首midi乐曲，作者的名字就是“樊一鹏”。在这里，大家叫他“樊叔”，十多年过去了，樊叔仍然奋战在编程的第一线，而且精力旺盛，谈笑风生，实在让人景仰。当然，这方面最大的惊喜还是潘爱民老师的加入，潘老师的《COM本质论》和《C++ Primer》在我读书的时候是大家如雷贯耳的作品，虽然我都没仔细读过，但他翻译的《计算机网络》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想着做学生时仰望的老师，如今自己成为了他们的同事，是巨大的幸福。尤其是不但能跟潘老师谈技术问题，听他的精妙点拨，还能随意地谈技术之外的生活、趣味等各种问题，感觉就更好了。
对我个人来说，还有一点的感觉也很好，那就是有大量的好书可以看。二楼三楼各有一个书柜，里面有不少好书。我第一年就把二楼书柜里自己认为值得看的书都看了，大概有二三十本。其中除了计算机相关的书，还有许多人文的书，很多是我之前根本不知道的，比如《合肥四姐妹》和《三生影像》，另外还有大前研一、稻盛和夫、盛田昭夫等人的书，也大大拓展了我的视野。我不知道这些书是谁选的，总的来看并不是为完成任务而做的摆设，要么是精心挑选的，要么就是选书的人确实有品味。
另外，大家相处的氛围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听到很多人说员工之间应该叫英文名，这样才有平等的感觉，因为中文名天生就不合适表达。但是在创新院，很少有人称呼英文名，大家的称呼更有计划经济时代单位熟人之间的色彩，比如大年、老郭、小郭、老许、小许、老庄、老赵、老莫、道哥、盗盗、橙子……，毫无等级概念——光听称呼，谁知道大年和老郭是院长呢，谁知道老许是戴着“WPS首席架构师”帽子的资深研究员呢。下班之后，在日常生活中大家真是“打成一片”了，这些称呼叫起来起来有种特别的亲切感，最适合“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常活动。当时各路英雄好汉来上海，拜访创新院都是必备的项目。我记得有一次豆瓣的老耿(Flycondor)到上海出差，来创新院聊完和大家一起吃午饭，我们”出动“了16个同事陪吃饭，免不了畅聊。吃饭的时候老耿正坐在我对面，忽然他放下筷子，双手捂住耳朵，满脸惊恐，我连忙问他为什么，他眯上眼睛说“太闹了！上海还能有这种环境？北京都没有呢”。老耿回去之后发了一条豆瓣日记，说上海张江简直藏着个梁山泊，里面藏着一群梁山好汉。
除了人员的增加，创新院的日常工作就是各个项目的推进。有些项目是和团队一起加入的，有些项目是人员加入之后提出来的，只要能准备好立项资料，通过计委会的审批，就可以获得公司配备的资源，成立项目组。我参加过几次计委会的例会，虽然自己当时没有亲身参与过也没有见过太多创业的实例，也觉得有些项目过于异想天开了，而且会议上不少从其它角度给出的建议和点评，也让专注于技术的我觉得耳目一新。出乎我意料的是，创新院对一些”不太看好“的项目并没有中断支持，用大年的话说，”哪怕项目组最后只剩一个人，只要他不放弃，我们也要支持“。更有意思的是，计委会上经常会出现“对抗”的局面。有次行政出台了一项新的管理规定，“砖王”老庄立刻指出，这里面有个逻辑漏洞，让行政的人有点恼火“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说到底还是要靠大家自觉”，结果老庄说“我只是从逻辑分析而已，和自觉没关系”。当然，最终其实也没发生什么。离开创新院之后我经历了很多，见过了太多拉大旗当虎皮的伪创新，才觉得当时创新院对“创新”的支持是真正的支持。
当然，2010年创新院最“拿得出手”的项目，应该是“锦书Bambook”电子阅读器了。有一次我和松鼠会的创始人姬十三聊天，专门玩科普的他竟然专门提到“锦书这个名字取得真好，形和意都不错，英文名字也相当棒”。平心而论，锦书在当时能提供的阅读体验和内容都很好，远远超过主打公务送礼的汉王电子书，巨大的市场应当是唾手可得的。唯一的遗憾大概是，为了保证质量，项目延期了很久，锦书发布时iPad已经面市，因而定价和销量都大受影响。这是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时机”的重要性，也真切认识了市场竞争的“范式(玩法)升级”。
当然，我也不会忘记锦书发布之前的那个夜晚。为了保证用户能按时拿到自己的锦书，也为了避免繁琐的操作(需要和盛大文学的账号绑定，当时还没有电子阅读器有这种功能)，我们需要在锦书寄出之前，手动将用户在盛大文学已经购买的书籍内容刷到锦书里。当天晚上整个创新院灯火通明，所有人都在加班加点刷书。下午已经有同事自发开发了能自动刷机的小程序来加快操作速度(我一直认为，能自发开发程序来避免重复劳动，是专业程序员的职业素养)，大家要做的，就是把包装打开，把锦书连上电脑，点鼠标刷好，然后放回包装盒里。我特别留意了包装上的快递单，与我设想大不相同的是，锦书的用户大多集中在二三四线城市，而且很多人是在海关、消防队、物价局等机构上班的。这点发现给了我很大启发，所以才看到有文章说“互联网上有很多个中国”的时候。在这方面，盛大绝不是“后知后觉”的。
在我印象里，创新院的变化是在2011年开始的。在幸福的憧憬中度过春节之后，我逐渐感受到创新院的气氛有了变化。或许，这种变化早就开始了，直到那个时候才集中体现。
人员的变化是感受深刻的第一点。大概因为之前招的人都比较偏“高端”，而各个项目又确实有“脏活累活”。比如简单的JavaScript, CSS之类，让擅长大数据、架构处理的程序员来做肯定不合适，但创新院的前端都是对W3C的标准无比精通的(比如程绍非之前是在微软开发IE浏览器的，Hax也是国内前端开发的顶尖人物)，来干这些工作当然是大材小用。所以，这年开始专门招聘了人员来补充这方面的空缺。2010年应该只有一两百人，2011年中已经有四百来人，仍然在迅速增长，并且在北京开设了分院。这种海量的扩张中，其中有很多人(包括应届毕业生)是相当勤劳踏实成长也很快的——我印象深刻的有盗盗、XDash(范冰)、江建禾——但不是全部。加上办公环境比较宽松，工作的情景就有了变化，比如本来是大家工作累了用来调剂的台球桌，现在总是看到有三五成群的人在打球，之前偶尔用来休息的客房也经常是房门紧锁。
项目的管理更加严格也是变化之一。之前计委会的定期会议虽然也会评审各个项目，但并没有太严格的标准。如果我没有记错，从这年开始，立项通不过，项目评审不过关的几率明显上升。项目评审通不过，项目组就必须开始释放人员和资源，释放出来的人员必须找到其它项目组栖身，否则没有出路。这种结果，反过来又造成了人员关系的复杂化，我有几次隐隐感觉到“和纵连横”的气息，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吧。
我感觉最大的变化，是创新院的定位从“培养创新”到“主导创新”的变化，以及带来的组织架构的变化。之前的定位是创新的孵化器，创新的方向是没有太多限制的，只有综合服务部来“包办”各种服务，各项目组直接汇报给老郭。从这年开始，“创新”的方向逐渐向集团迫切需要的方向倾斜，甚至大量抽调人员直接支援公司的重点项目。有一段时间集团在大力推“有你”(当时大家都在主打“免费短信”的概念)，我因为到得比较早，每天都看到做Android的高手岳大炯在办公室忙碌，过去聊了才知道他们背着巨大的压力要自己完成Android平台的通知机制(当时没有现成的完善机制)，我也趁机学习了不少移动设备推送信息的知识。
如果没有记错，到了2011年的第二季度，创新院分出了四个分院：搜索、语音、多媒体、云计算。各分院除了有明确的方向，还有明确的任务，行政上也是相对独立。因为我当时被抽调去做LBS项目，没有继续做搜索，所以还是属于创新院“直辖”。四个分院我都不太熟悉，只是和多媒体院的陆坚博士打交道多一点，陆博士之前在Apple工作了很多年，技术很扎实，业务上的考虑既不保守也不偏激，加上平易近人的性格，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分院在行政上相对独立，而且有明确的方向和任务，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当时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不再是”做什么好“，而是“去哪个院比较好”。但即便去了想去的分院，也未必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云院就要为酷6提供存储的支持，搜索就必须支持盛大文学、云中书城的搜索业务。实际上我感觉这些分院更像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事业部，有明确的项目压力和运营压力，所以非短期的工作都比较难出成果，要”创新“就更难了，即便有也多是“奉命创新”。随之，人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大家之间逐渐有了”门派“的感觉。以前那种因为感兴趣而聊起来的机会少了，聚在一起互相诉苦的情况多了。
2011年，恰恰是移动互联网创业大潮兴起的年份。到了年中，大家都明显感觉到了经济的浮躁，似乎“天空中飞的都是钱”，四处都有投资人说“你出来创业吧，我给你投钱”。这种大环境，加上创新院内部的变化，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创新院自己创业。因为我通常到的比较早，那段时间经常看到有同事在收拾办公用品，问起来答案就是“我拿了一笔钱，创业去了”。与此同时，分院因为背负着明确的项目压力，还在不断招人进来。我自己感觉，有主动性、有抱负、有经验，希望真正做一点事情的人在不断离开，而期望拿一份不错的薪水打工的人在不断进入。面对这样的大潮，我就像狂风中的一片树叶一样无能为力。我没有问过老郭对此到底是什么感觉，但我相信他有很多的无奈。
现在想来，创新院在初期是对得起“创新”的名头的。虽然很多人并不是海归，也没有耀眼的经历，但大家都在很专注、很投入地希望做出一点事情。而且我坚持认为，创新必须是以个人或者小团队为单位的，整个机构或公司来“创新”是很难想象的，尤其还要背负着明确现实压力的创新，更是不可能。实际上，今天看来还不错的两个项目，”万能钥匙”和“麦库记事本”，都是小团队自主创新的结果，不属于任何分院。
如果说有什么值得改进的话，大概是更偏重“孵化”，反而成了一些项目的“保姆”，项目组的短板并没有补上，也很少受到任何能促进成长的“微创伤”。比如一些项目明显缺了产品经理，或者成员过于缺乏运营经验，项目组成员没有意识到，然而，创新院也没有去做补充。创新虽然看起来无法可依，但还是有些相对固定的范式，比如大多数成功创新必备的条件，以及创新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我后来的经验看，创新院初期成员的素质都是较高的，大部分人都具备创新的潜力，但未必对“创新”的真正含义有完整的理解。结果，单纯的技术型创新，未必能直接对集团产生看得到的重大价值，又难以像市场上的“野生”团队那样灵活地调整转变，广开财路。很多业务型创新能开个好头，吸引了眼球之后，就渐渐疲软下去了；或者一直生活在温室中，不具备在野外搏杀的能力，活得比较尴尬。我在离开创新院之后，陆续读了些与创新有关的书籍，比如《创新的神话》、《创新的扩散》、《有的放矢》等等，算是更全面了解了“创新”；尤其是德鲁克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结合起来，认为创新是“(重新组织资源)改变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价值和满意度”的观点，大大刷新了我的认识。再回想创新院的很多项目，往往只能扼腕叹息。
如果从集团希望“开辟特区”的决策来看创新院，可以借用克里斯藤森关于创新的RVP(Resource, Value, Process)要素的分析。在资源方面，就我所知，一开始的投入应该是有限制的，但大肆扩张的时期，集团已经介意给创新院投入了太多的资源，却迟迟没有看得见的成果，直接造成“输不起”的压力；在价值观方面，创新院一开始是保持了较独立的价值观的，比如平等、独立、投入等等，我去过几次集团总部，感觉很不一样，但初期这种健康的价值观并没有延续下来；在流程方面，一些创新必须要打破的流程并没有打破，我印象里，老许的云存储项目需要的服务器，一定要走漫长的采购流程。所以他有好几次非常失望地说“这样下去怎么和竞争对手打呢”。
总之，一切的一切，结果就是我在2011年8月选择了离开创新院。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早上，老郭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专门找我聊了很久，希望挽留。他说了很多让我感动的话，比如“将来深圳也要开分院的，你可以考虑去那里啊”，“我们找一个人替你去你打算去的那个公司，你留在这里，可以吗”，等等。最后在办理离职手续时，我看到老郭写给HR的关于我的备注，我再一次感动了。回想起之前那些离职经历，不是不愉快，就是公事公办，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再想到之前不久，我去北京出差，跟潘老师提起离职的事情，并请教职业发展的困惑，潘老师说：“余晟，我也没当过技术总监啊，所以，我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给你一些建议作参考……”。我喜欢的一副楹联是“天若有情天亦老，心到无私心自宽”，无论老郭，还是潘老师，都让我更生动地认识了什么是“无私”。
我以前很喜欢看波澜壮阔的历史，徜徉其中，纵横捭阖，给人很多的满足感。后来才发现，普通人的一生，短短的几十年，更可能掉落在波浪之间的空隙，掉落在轻描淡写的“弹指一挥间”，最大的可能是平淡无奇，毫无新意。但是我每次想起自己在创新院的那段时光，都会非常怀念和庆幸：我曾经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惬意地写过程序，我曾经跟一群有意思的聪明的好人共同工作过。
P.S. 一个好玩的小故事。
我离开创新院以后去了广州，我女朋友也跟着去了广州。找工作时面试了一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技术主管曾问她来广州的原因，又听说我之前在盛大创新院工作过，他就继续问我的学历，听说是本科，他幽幽地补充了一句：“噢，我是硕士毕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