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春节，吸引国人眼球的莫过于发端于麦田，沸腾于方舟子的“韩寒代笔”事件了。韩寒目前已经启动了司法程序要告方舟子，相关法律问题自有法律人士和专家去评判，我这里想谈谈的是：自媒体的伦理（We-Media Ethics）问题。 先还是要从一个法律案例着手，一本据说卖得极好的书《批评官员的尺度》详细描写了这个案例。简单描述就是：警察官员沙利文，由于《纽约时报》一篇部分失实的报道（严格说来是一则广告）而起诉后者。一开始沙利文获胜。但官司打到联邦高院时，高院判媒体获胜。这个官司被视为“保障新闻自由”的重要案例，被各种论文援引的次数应该是不可胜数。而在这次方韩斗的微博评论中，我又见过了多次。 有论者认为，这个案子仅适用于“官员”，道理就是因为这本书的书名叫《批评官员的尺度》，言下之意就是韩寒并不像沙利文那样，可以被“部分不实言论”来质疑（这个词很多人也不见得同意，他们认为方舟子就是诽谤）。但我对此深表

    最近跟的项目以及身边的产品，经常暴露出社区与媒体间的概念问题，让我困扰。前期跟已去腾讯的成语王子聊过这个话题，他对社区概念的梳理，对我的启发很大。之后，有机会跟一帮媒体出身的团队深入合作，再次加深了我对媒体与社区的认识。另外，我从来没看过其他牛人撰写的社区与媒体概念的产品文章，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总结自己的经验。

    以微博为例，用户之所以成为用户，首先第一位的是信息满足。有网友激进地认为，有了微博，我其它媒体都不用看了。这话虽然显得有些夸张，但微博带来的信息满足度是可见一斑的(类似的话，我从来没见过：有了人人/开心，我其它媒体都不用看了)。在有足够的信息满足度之外，用户开始动用诸如私信的工具互通往来，形成一个社交网。虽然我缺少数据，但从经验上判断，用户之间的社交互动，相对于个体的新闻信息获取而言，比例应该是很低的。

    尽管当前实现衡量的方法还是很有限，我还是对社会化网络未来能够允许更多的加入标记充满希望。我们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社会化媒体平台在不断地进化中，无论是大型还是小型的广告主(公司)都面临着挑战，它们必须与社会化媒体这几年的变化保持一致的步调，更不用说理解社会化媒体营销应该如何更好运作。幸运的是Adobe同世界上最领先的这些社会化媒体平台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且将不断推进探寻可能的方法帮助广告主更好更有效地持续衡量和优化它们的社会化媒体营销效果。

    社会化媒体营销( Social Media Marketing ),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是整合营销的一个最新分支，通过整合企业广告、公关、企业公告、销售打折等促销资源，向企业用户发布并吸引他们眼球。与其他传统营销企业需要广告代理、市场调研咨询公司、公关公司作为”中介“代理营销不同，社会化媒体营销是基于社会化人际关系理论，利用最新的社会化媒体（如 Twitter 、微博）直接面向企业终端用户营销，并与用户形成互动，收集用户反馈并优化营...

    有时候给杂志写东西是有些让人小小纠结的，那就是时效性。这篇东西成稿于今年1月头上，结果刊发于3月的《销售与市场》，中间我还忘记了我写过这么一篇东西（哈哈，别笑，真的，我甚至把这篇东西当成给《新营销》的专栏发了过去，《新营销》主编目光如炬，说老魏啊，你这不是给了《销售与市场》了嘛）。故而，这篇东西从今天来看，未免有点炒冷饭了，这儿也就是做个收录。近来有个机会，可以深入新浪微博的后台数据，等到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