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所谓“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商居末。我一直搞不明白，睿智的古人们，似乎一直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点，商人最利于统治，倒是这个士人，其实麻烦得很。

    商人重利，在他们的眼里，只要能赚到钱，其它东西都不是什么大事。无论是社会对商人的期盼，还是商人对商人自身的定位，“骨气”两个字，是不用太过挂怀的。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让自己不用太计较骨气这档子事：没办法，总要生活吧，我手下百八十个伙计还等着养家呐。

    商人还很重享受――赚了钱总是要花掉的――享受好啊，人享受多了，就比较容易满足，或者反过来说，抗争的机会成本就比较大。特别是这些享受是自己一刀一枪拼下来的时候，就特别不容易放弃。

    商人还很灵活，这里不能赚钱就跑那里赚钱便是。有人以为，一个商人打下一份基业，莫名其妙没了ta是要拼命的，其实不是，一般而言，ta会擦干泪水，只要还有点本钱，重新上路呗。商人对赚钱这件事是相当执着的，ta会找到新的赚钱之路的。

    商人还相当容易妥协，或者说，总是能找出妥协的法子来。在古代，商人是识字群体，或多或少读过点书，所以是一个聪明的群体，也或多或少和政府有点人脉关系，特别是大商人。这为他们找出妥协的法子提供了足够的支撑。

    商人还很好欺负。从传说中的沈万三，到现实版的胡雪岩，一朝覆灭，屁都不会放一个。商人其实考虑的东西很多，豁出十族的命来做什么事，在商人眼里，那叫“书呆子”，或者文绉绉一点：不识时务。好死不如赖活着――这话有点糙，但恕我一时里找不出比较妥帖的话――这是一种商业哲学，哦，想起来了，比较不糙的话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商人会尽可能地利用ta可以利用的力量来稳定某个局部，比如在ta组织内部。如果外部有些不稳定的因素，妨碍到商人赚钱的时候，商人或和统治者联络，或自己出手（因为ta有钱），将这个不稳定的因素消灭掉。虽然说“士农工商”，但有钱人自古都是大家要巴结的。故而商人出手，在很多情况下，对付点小麻烦，那是手到擒来的事儿。

    比较成功的商人能够成为舆论领袖，注意，ta的重利性注定ta是统治者的帮手。商人过的有钱生活，是大家都比较羡慕的，商人的成功经历是比较可以做模板的，商人有钱就可以出一点修条路办个学什么的，是比较容易得到群众爱戴的。商人或多或少识两个字，是比较能清晰地就某些问题说出个子丑寅卯来的。

    中国的国民性是有点“自扫门前雪”的，于是，中国的商人，就特别容易被统治。柳传志大概十多年前说过，如果说创业好比孵鸡蛋，如果说孵鸡蛋的合适温度是30度，那么中国这个环境就是35度（大意如此，原话忘却），中国商人的做法总是想尽办法孵出来，而不会考虑怎么把这个温度变成30度。于是，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温度大概快40度了。――没关系，总有法子。

    从本质而言，商人总是拥护统治的，培养出一个全民皆商的社会，看上去大家成天为点蝇头小利争个头破血流，但其实，是稳定的最好做法。这一点，肉食者不可不察。

    夏瑜被一刀拿下了脑袋，茶馆里的那位康大叔，就是个活灵活现的商人。

    读此文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