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讲的，是大约15年前的事情。

    

1996年到2000年，我在某检察院做法警。那时我刚大专毕业，19岁通过公务员考试进检察院(当然主要是托关系)，23岁辞职去一家周报做编辑。

    

和我同事的11位法警，至今只有我一个人离职，其余都还留在那里。

    

96年通过一次公务员考试，社招了12名大学生，新组建该市级检察院的警务处，分配到反贪局配合办案。入职半年后大家都傻了眼，工作远远比想象中无趣，多为看守/监控/跟踪/笔录/跟班之类的体力活，收入微薄，晋升艰难。身边的师兄全是三四十岁还升不上去的的一线科员(前车之鉴)，法警则分派给师兄们打下手。

    

警务处里都是一群20岁出头的大学生小科员，牢骚满腹，骂社会黑暗，骂机关腐败，骂的最多的则是自己的处境——你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法警的活儿又累，又脏，又没什么技术含量。想改善环境就得打点上级关系，大部分人涉世未深不谙此道。那也行，你这块砖就放在厕所里……垫脚。

    

2000年之前，公务员的收入还不怎么样。入职的时候我月薪+补助总共280元，离职的时候则是880元，加上全部隐性收入(各种巧立名目的奖金)，1999年全年拿到了1.3万元。即便没有干一番大事业的志向，这点收入也让人灰心丧气。私底下聊到未来，心里满是绝望，简直恨不得抱头痛哭一场。

    

98年的时候，我实在熬不下去了，与相好的两三位同事约定，一定要跳出这酱色粪坑。我们买了一套“报关教材”，因为有人说海关报关制度刚刚大改，报关员大叔们很难适应，有机会去沿海地区抢他们的饭碗。这时又有相好的同事在一边劝，走什么呀，虽然处境不如意，好歹是稳定铁饭碗，国家干部，制服警员。出去了你们能做什么？懂什么会什么？能适应社会上弱肉强食那一套？

    

齐声答：我们能做报关员！

    

没多久，教材寄到了。一翻又傻了眼，晦涩枯燥背不下去嘛，便甩在一边继续骂娘，骂这操蛋的命运。劝说不要走的同事也加入进来一起骂，哀声怒斥，泪水涟涟。

    

在这操蛋的命运之中，唯一带来些许乐趣的，便是享受小小特权。比如开着警车出去，high了会无端端鸣笛飞驰；比如骑自行车闯红灯被交警捉住，便掏出警官证说“自己人，放一马”。特权像是香烟，抽了会上瘾，更加是对生活不满的安慰剂。

    

若干年后，遇到一位部队里的技术军官，为人正直善良，只是讲起部队里的人在外边打架吃了亏，下级军官带一帮膀阔腰圆的小伙子出去找回面子时，亦说得津津有味，满脸都是得意之情。“谁惹得起咱们部队？”

    

印象里，这是他唯一对部队充满荣誉感的时候，其余时间都在讲技术军官的生活如何苦逼，申请退役又是如何艰难受阻。是啊，这无趣无望的生活如果没有一些特权来调剂，岂不是更加苦得滴出中药来。

    

只是苦中作乐，杯水车薪。我们的要求也不高，能接一些发挥自己长处的任务，修炼专业技能的任务，80%打杂之外再掺杂20%更有意义的任务。但是——你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机关里的杂活无穷无尽，绝大多数是枯燥重复的事务，怎轮得到你挑肥拣瘦。“业绩”这两个字压根不存在，做的就是不可能出业绩的垫脚石工作。

    

那么，辞职好吗？离开公务员的岗位，把它让给能忍受这些的人。

    

我的老同事对此是这么想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但生活不就是这样吗？现在好歹是国家公务员，只要不犯大错，一辈子都领得到工资，看病有报销，老了有退休金，隔几十年还能分套房子。你去社会上跟那些人竞争，凭什么本事？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被公司老板开了怎么办，出去还不是一样的受气受累，还不稳定，成天担惊受怕。何苦去冒风险。“在里边”虽然只有汤喝，没有肉吃，“到外面”怕是连汤都喝不上，得活活饿死。

    

于是15年过去了，警务处离职的只有我一个人，整个检察院300多人，每年离职率不足千分之五。我也老老实实说，当年真的是太穷了，如果年薪能有3万，我肯定不辞职，继续混着，怀抱着对“外面那个世界”的无限憧憬和担忧。但月总收入就800多，日子真心难过啊，结果辞职后第一年收入大约5万，第二年10万，让老同事咋舌不已。羡慕归羡慕，我可是笔杆子过硬，靠着“读者评选最佳撰稿人第三名”应聘去那家周报做编辑，他们没有一技之长，成天干的是机关打杂的活儿，出去又能做什么呢？

    

所以当年，我所在机关很流行利用职务之便，结识一些社会关系，再拿出存款来在外面开几家小店，生活重心都放在小店上。这样的人被称赞为“会过日子”“精明能干”。更厉害的还会用小店收入打点上下关系，为升职铺平道路。X处长，X处长，X局长在外面有自己的生意，都是半公开的事情，哪个茶楼，哪间服装店是他们家的，大家清楚得很，纷纷翘起大拇指说“厉害”。

    

我辞职6年后，跟一位精明能干的法警老同事聊天。他说现在检察院待遇好多了，一年能拿五到十万。师兄们年纪大了办不动案子，终于轮到我们来挑大梁(距离入职几乎已有10年)，而他的破案率最高，在内部有神探之名。只是不太会“搞好上级关系”，升职无望，又辛苦得很，一怒之下申请去看守检察院大门。我吃惊道：有没有搞错，你这个神探去看大门？

    

他在电话里神秘一笑，说你这就不懂了。看大门是肥缺啊，我还托了不少关系才抢到这个位置。每周只需要连续看守3天大门，剩下4天时间休假，想干什么都可以。我办案子认识不少人，也在外面搞了间自己的小店，这才有时间去经营。再说看大门又不累，白天喝茶看报纸，晚上裹着大衣睡一觉罢了，收入并不比在反贪局干低多少。专心搞好自家的小店才是正道。

    

我不知道怎么回话，只好不停叹气。

    

即便到了这个境地，他还是不愿意辞职，宁肯穿着警服，手捧铁饭碗，在机关里做革命的一块砖。公务员的大门易出难进，大部分岗位对能力并没有多大要求，即便在岗位上有所锻炼，走出去之后也未必用得上这些经验才能，资历如废纸，职场竞争力薄弱。而旱涝保收的日子过惯了，对职业风险多半充满恐惧心，纵然此处气候恶劣，外面恐怕无立足之处……若说“从头来过”，还得放下公务员的架子。这架子在机关里是压根没有的，不点头哈腰就算好的，但出门在外亮出公务员身份来，总会有不少人艳羡他们衣食无忧福利丰厚，这时，腰杆便挺得笔直。

    

回想起来，我也是从检察院辞职7年后，才摆脱了“如果失业怎么办”的心理阴影，自信可以靠能力挣得“衣食无忧福利丰厚”。这倒不是说7年后我才有此能耐，只是机关生涯烙下的心理疾患，此刻方才治愈罢了。

    

从阴暗潮湿的庇护所里走出去，难免阳光刺眼，两腿酸痛。

    

还在检察院的时候，一帮小年轻常讨论政治问题。我从12岁开始就偏右，同事们至少良知尚存。即便那时的社会矛盾远不如现在激化，对于朝廷糜烂，世风日下，大家也愤慨不已。但骂着骂着就会想，如果朝廷乱了，饭碗锈了，谁来给公务员发工资呢？失业后变成一个废物，难道去摆地摊，看铺子，开出租车……我们可是曾经的国家干部啊！这么一想，毛骨悚然，即便这社会脏得想呕吐，还是继续维持下去比较好，并跪求青天大老爷们良心发现改良制度。不改良也没辙，毕竟好死不如赖活着嘛。

    

去Google上搜了搜，中国的行政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及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数量是4000多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就有1亿多人。如果再加上朝廷控制的企业、部队等等，几千万个家庭恐怕有两三亿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此庞大的庇护所是我朝最可靠的维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