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春节，吸引国人眼球的莫过于发端于麦田，沸腾于方舟子的“韩寒代笔”事件了。韩寒目前已经启动了司法程序要告方舟子，相关法律问题自有法律人士和专家去评判，我这里想谈谈的是：自媒体的伦理(We-Media Ethics)问题。

    先还是要从一个法律案例着手，一本据说卖得极好的书《批评官员的尺度》详细描写了这个案例。简单描述就是：警察官员沙利文，由于《纽约时报》一篇部分失实的报道(严格说来是一则广告)而起诉后者。一开始沙利文获胜。但官司打到联邦高院时，高院判媒体获胜。这个官司被视为“保障新闻自由”的重要案例，被各种论文援引的次数应该是不可胜数。而在这次方韩斗的微博评论中，我又见过了多次。

    有论者认为，这个案子仅适用于“官员”，道理就是因为这本书的书名叫《批评官员的尺度》，言下之意就是韩寒并不像沙利文那样，可以被“部分不实言论”来质疑(这个词很多人也不见得同意，他们认为方舟子就是诽谤)。但我对此深表怀疑。因为英文原书名是“Make No Law: The 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不得立法：沙利文案与第一修正案)，与官员一点关系没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确有“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的表述，英文原名很恰当。但这里用了个典，不易表达，译者意译为“批评官员的尺度”，并无不妥，毕竟这个案子和官员有关。但要说根据这个意译名字就推断沙利文案的效应仅适用于官员，那是不对的。

    美国联邦高院为何判媒体获胜呢？毕竟媒体报道的确有失实的地方。理由依据就在这里：真实恶意原则。原告必须证明被告是恶意的。但沙利文证实不了。——等一下，这里有动机论倾向，大有中国古代“春秋原心定罪”(即结合儒家春秋大义和行为者的动机来断案)的味道，沙利文怎么证明人家的意图是恶意的呢？而用一个人的动机去判官司，和现代法治精神很抵触啊。

    美国人其实不是“原心定罪”，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官司的一方是“新闻媒体”。媒体有媒体的规范和伦理，比如中立报道、多方采访。美国曾经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某议员候选人状告一个媒体对他诽谤，该候选人举证在报道出现之前，他已经提供了一些证据来证明他并非报道所述，该媒体为何隐匿不报呢？显然是恶意的，官司获胜。可以这么说，沙利文案的最终判决结果，完全是建立在“媒体应该有伦理规范”这个基础上的。

    方舟子不是媒体组织，他只是一个个人。即便他的微博帐号有数百万粉丝，相当于一个媒体影响力，但依然不是媒体，换而言之，他没有这个义务去遵循什么媒体伦理规范。于是，问题随之产生：所谓自媒体，只是一种比方，或者是根据影响力所做的比方(一个数百万粉丝的微博帐号比有些媒体影响力还大)，但它不是媒体。不是媒体，就没法适用“真实恶意原则”(你怎么判断一个人是恶意的，这不原心定罪，动机论阴谋论嘛)，似乎和沙利文案是靠不上边的。

    当自媒体(与微博类似的还有，企业可以自建所谓的官网)产生后，的确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在3Q大战时，双方都动用了自己的网站，极尽攻击对方之能事——即仅刊发有利于己方的言论。但我认为腾讯是不妥的。因为QQ.COM作为门户而言，应该属于“媒体”阵营，需要遵守相应的媒体伦理规范(平衡报道)，但360只是企业官网，不能算是“媒体”(它从来不会去报什么新闻，发布和它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信息)，可依靠360弹窗，它的影响力又如此之大，它应该不应该遵守媒体伦理规范？

    如果这么说，影响力那么大，就应该遵守媒体伦理。那什么叫影响力大？在沙利文案件中，“新闻媒体”不是根据影响力大来衡量的，而是组织的性质。小报再小，也是报纸，也是媒体，也得遵守媒体伦理规范。自媒体帐号粉丝到多少就叫影响力大呢？就要比照遵守媒体伦理规范呢？

    我一直很希望看到一个等同于沙利文案的美国联邦高院判决，但官司不是“人vs媒体”，而是“人vs自媒体(这个自媒体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不是媒体的企业组织)”。我倒是很有兴趣看看，美国人是怎么看待自媒体这个看似媒体其实不是媒体的新事物的。

    当然，这个案子最终如果要审理，在中国一来不会去沿用沙利文案，二来可能沿用当初周鸿祎vs金山案的套路：公众人物应谨言慎行。但就这件事所暴露出来的自媒体伦理问题，依然存在。一个个人/非媒体企业由于TA的自媒体帐号的影响力，TA的伦理规范在哪里？且如何操作？

建议继续学习：

1. 社会化媒体：监听和衡量    (阅读：1964)
2. 社会化媒体营销    (阅读：1741)
3. 社会化媒体的社交网络之路    (阅读：1539)
4. 微博：对话型媒体的对话营销    (阅读：1414)
5. 乱谈媒体与社区的关系    (阅读：1432)